政府不能“合肥化”，国家不能只有赢家

作者：杨木光、石建政      来源：震旦智库

长鑫上市，合肥市政府暴富，这被看作产业政策成功典范，但是如果投资失败了呢？赚钱和投资并不是地方政府的责任，保障民生和服务人民才是。——震旦智库编者按。

很多人第一次对新加坡产生震撼，往往是在滨海湾。高耸的金融大楼、密集的跨国企业、全球资本流动的速度感，以及这个国家几乎精确到分钟的效率，都会让人意识到：这是一个高度现代化，也高度竞争的国家。

但真正让人重新理解新加坡的，却不是滨海湾金沙，也不是莱佛士坊的摩天大楼，而是再普通不过的小贩中心的一张桌子。刚下班的人陆续坐下，有建筑工人，有办公室职员，也有独自吃饭的老人。风扇慢慢转着，摊主熟练地翻动锅铲，空气里混着热汤和炒面的味道。这里没有“消费升级”的包装感，也没有刻意营造的城市美学，但恰恰是新加坡真正难得的地方，它在繁华之外，仍然努力给普通人留下一张桌子。

今天的全球城市，越来越容易走向同一种逻辑：地价不断上涨，资本不断集中，空间开始优先服务高利润产业；咖啡馆变成共享办公空间，社区商店逐渐消失，城市中心越来越像游客和高收入群体的舞台，而不再属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纽约如此，伦敦如此，香港如此。城市越成功，普通人的生活费往往越高。最后，一个年轻人即使拥有体面工作，也未必能在城市中心轻松吃完一顿饭；一个老人即使住在这里一辈子，也可能逐渐失去继续留在城市核心区生活的能力。所以，判断一座城市是否成熟，不能只看它最高的楼、最贵的餐厅，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数字，还要看在资本最密集的地方，普通人是否仍拥有体面生活的空间。

- 一个国家不能只有赢家

新加坡特别的地方，就在于它没有完全把这种空间交给市场自行决定。很多人以为，小贩中心只是新加坡的文化符号，是“烟火气”的代表。实际上，它更像是一种制度选择。因为在土地昂贵、人工成本高企的城市里，平价饮食空间不会天然存在，如果完全依靠市场竞争，高利润、高客单价、可复制连锁化的商业模式，往往会不断挤压利润空间。最终留下的，会是越来越精致的消费场景，不一定是适合普通人长期生活的城市。新加坡没有完全走向这一步，它没有否定市场，也没有反对资本。相反，它可能是全球最理解资本效率的国家之一，它欢迎金融、科技、跨国企业，也鼓励竞争与向上流动。但与此同时，它又始终保留一种很现实的意识：一个国家不能只有赢家。

如果城市的所有空间，最终都只服务于利润最大化，普通人的生活就会慢慢被挤压到边缘。新加坡的很多公共制度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：让城市继续向上生长，但底部不能塌陷。组屋如此，公共交通如此，技能培训如此，小贩中心也是如此。

这些制度未必追求绝对平均，但它们共同维持了一件重要的事：普通人依然能够在这个社会里，保有基本的生活尊严。这种逻辑，其实很像一种“扶底不封顶”的治理思维。它允许有人住豪宅，也允许有人创业成功；它不会刻意压平所有差距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努力确保普通家庭不会因为城市繁华而彻底失去生活空间。

这是新加坡最不容易被外界理解的地方。很多人看到的是它的效率，却忽略效率背后的秩序感；看到它的全球竞争力，却忽略它如何在竞争之中，维持社会稳定与日常温度。这种能力在人工智能（AI）与平台经济时代，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因为AI正在进一步放大“赢家通吃”，平台会优先集中流量，资本会优先流向高回报行业，城市空间也会越来越倾向于服务高价值人群。

未来，很多国家真正的挑战可能不是“如何增长”，而是“增长之后，普通人还能否继续体面地生活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小贩中心其实不只是吃饭的地方，它更像是一种提醒：现代化不应该只是不断向上建造摩天大楼，也应该保留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连接；城市不应该只剩下消费等级，也应该允许不同阶层的人，共享同一张桌子。

某种意义上，一座城市真正的文明，并不体现在最昂贵的部分，而是体现在一个普通人是否仍然能在这里安心坐下，吃一顿不须要反复计算价格的热饭。

因为一个国家真正长久的竞争力，从来不只是资本与效率，还有普通人对它的归属感。

作者杨木光是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顾问、职总中小企业协作平台顾问、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

作者：杨木光、石建政      来源：震旦智库